幸存“慰安妇”，等待正义的时间不多了
内容转自公众号：花家地壹号
文/武杰
图/网络
编辑整理/李含 王硕
导读
一场葬礼连着一场葬礼，便是这些幸存老人的现实，32、22、9、8这不仅仅是一组数字，更是一段“慰安妇”老人们不愿提起，却无法遗忘的历史。
在《二十二》这部纪录片中，她们不再仅仅是出现在历史书上的“慰安妇”，也不是不断流着泪痛斥战争的受害者，而是如同每一个平凡的老人，过着平淡、安详的生活。
据中国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中心2014年统计，
中国内地仅存22名“慰安妇”幸存者。
在等待影片上映的过程中，许多老人抵不过岁月，不断离世。2017年8月14日，在影片正式上映的这一天，这个数字变成了“8”。
8月12日21时，在世的最后一位曾赴日状告日本政府的原告——海南省“慰安妇”、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田仔乡乙堆村的黄有良阿婆在家中去世，终年90岁。
她是海南省最早站出来起诉日本政府，并到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庭审出庭作证的女性受害人之一。2001年7月，黄有良、陈亚扁、林亚金等8名海南“慰安妇”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，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以恢复她们的名誉，并给予每人2300万日元的赔偿。然而，直到这些老人过世，也没有期盼来半生的正义。
8月14日，在世界“慰安妇”纪念日当天上映的关于日军侵华战争中国幸存“慰安妇”的长篇纪录电影《二十二》，也许是黄有良老人留下的最后影像，与她一同被记录的还有21位老人。
但是在8月12日，随着黄有良老人的去世，被《二十二》记录的老人只剩下8位，全国幸存的“慰安妇”也只剩下14位。
无论是《二十二》的导演郭柯，还是一直在从事“慰安妇”调查的苏智良教授、张双兵等志愿者都清楚，这些大多已经年过90岁的老人，留给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
“这世界 真好，
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。”
——韦绍兰（广西幸存老人）
“谢谢你们。”
——毛银梅（湖北幸存老人）
“你们来看阿婆，
阿婆就开心啊。”
——李美金（海南幸存老人）
“希望中国和日本要一直友好，
不要再打仗，因为一旦打仗，会有许多人死去的。”
——陈林桃（山西幸存老人）
用镜头与时间赛跑
纪录片《二十二》的一开始，记录的是一场发生在皑皑白雪中的葬礼。2014年1月29日，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中，山西省孟县的“慰安妇”陈林桃老人去世，终年93岁。而影片的结束，同样是一场葬礼，就在陈林桃老人过世后不久，张改香老人在同年2月10日去世，终年88岁。
据上海师范大学中国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介绍，从1937年到1945年，至少有20万中国女性被强征为“慰安妇”。2012年，当青年导演郭柯第一次接触这个群体的时候，幸存者是32位。2014年，当郭柯准备拍摄长篇纪录影片的时候，幸存者只有22位。在等待影片上映的过程中，许多老人抵不过岁月，不断离世。2017年8月14日，在影片正式上映的这一天，这个数字变成了“8”。
一场葬礼连着一场葬礼，便是这些幸存老人的现实，32、22、9、8这不仅仅是一组数字，更是一段“慰安妇”老人们不愿提起，却无法遗忘的历史。
郭柯说，《二十二》这部纪录片应该以什么样的角度去拍摄，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，也纠结了很久。但是随着长时间跟这些老人接触，和她们相处，他坚定了当初的想法，就是把她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去记录。就像《二十二》海报上那四个字：深情凝视。
70多年后，老人们姓谁名谁，和谁生活在一起，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，正是《二十二》这部纪录片所要讲述的。在这部纪录片中，她们不再仅仅是出现在历史书上的“慰安妇”，也不是不断流着泪痛斥战争的受害者，而是如同每一个平凡的老人，过着平淡、安详的生活。
2012年，郭柯曾拍过一部纪录短片《三十二》。那是他作为独立导演拍摄的第一部影片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做了十几年剧情片副导演的郭柯，会选择“慰安妇”这样的题材作为自己的第一部影片。当年，郭柯在微博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讲述了广西幸存“慰安妇”韦绍兰老人和她的日本混血儿子的故事。
1944年冬天，24岁的韦绍兰背着自己1岁的女儿向着村北面山洞逃跑的时候被日军发现，随后被强征为“慰安妇”。在离家30公里以外的马岭慰安所，在那个炮楼里，她过着惨不忍睹的生活。
日本士兵逼着她们穿上和服或者军装，只要有士兵进来，就必须弯腰鞠躬脱衣服，动作慢一些就会招来一顿打骂。
海南的林爱兰老人还记得在慰安所里的情景，不从就会往嘴里放刑具，再就是打人。老人说着，一手掰开自己已经没有牙齿、嘴唇凹陷的嘴巴，一手往里面放东西。
多年以后，身在湖北孝感的韩裔“慰安妇”毛银梅还能说出当时每日必须重复无数遍的日语，“欢迎光临”“请进”“请坐”，老人用日语说出这些词的时候声音变得尖细，弯下已经佝偻的腰，深深地鞠着躬。
经过3个月非人的生活后，日本兵对韦绍兰的看管稍微放松了一些，她才带着自己的女儿艰难地逃离了慰安所。不幸的是，年幼的女儿没过多久便过世了。
而此时韦绍兰已经怀孕了，得知自己怀了日本人的孩子，她想到了死，但喝了药，又被邻居救过来。
一个不该出生的孩子
1945年，也就是日本人投降那一年，韦绍兰生下了孩子，取名罗善学。因为罗善学的出生，韦绍兰的丈夫倍感屈辱，罗善学和妹妹罗善英(1950年生)都记得爸爸骂妈妈的脏话：“你这个败家婆！老牛婆(老淫妇)！”
韦绍兰饱受家人和邻居的歧视，罗善学也是如此，从小人们叫他“日本仔”“鬼子仔”，长大以后又喊他“日本爹”。
父亲对罗善学的疼爱总比兄妹们少一些，同龄人的歧视、孤立、辱骂更是雪上加霜。如今已经72岁的罗善学已经能够淡定地接受这一切，说着自己的弟弟曾扬言要买凶杀了自己，表情也鲜有变化。
因为身份问题，罗善学一辈子未娶，与母亲相依为命。年轻的时候，也有人给他介绍过几个对象，不是对方不愿意，就是女方的家人不愿意，他也便放弃了这个想法。罗善学说，他也怨恨过将他生下来的母亲，但是更深知母亲的可怜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郭柯将目光放在了韦绍兰和她的混血儿子罗善学身上。
“猎奇。”郭柯从未隐藏过自己最初的动机。
但是当郭柯来到山清水秀的桂林，见到家徒四壁的两位老人和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时，他的想法完全变了，这些老人对生活充满了希望。不论《三十二》还是《二十二》，韦绍兰老人的笑都是最灿烂、最动人的。这位97岁 44 34967 44 15533 0 0 3304 0 0:00:10 0:00:04 0:00:06 3304的老人心中有愤怒，她希望向日本人讨回公道和歉意，但是心中也充满爱和热情，她说：“我还没活够，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，吃野东西我也要留着这条命来看。”
8月9日，在北京举办的《二十二》首映活动上，韦绍兰的孙女罗承玉也来到现场，分享了韦绍兰老人的近况。她下地干活、菜园浇水，甚至看不上年轻人的种地能力，跟影片中一样，还是那个矮小瘦弱却闲不住的乐观老人。
韦绍兰还记得一切困难没有发生的童年时代，她们一帮小孩子围着十二爹，央求他教歌的情景：“爹爹教我们唱歌，教我们唱歌。”郭柯说，老人讲起这段故事，脸上泛起的笑容就跟小孩子一样。
老人常常自言自语地哼唱几句童谣：
天上下雨路又滑，
自己跌倒自己爬。
自己忧愁自己解，
自流眼泪自抹干。
纪录影片《二十二》的片尾曲《九重山》，歌词便是根据韦绍兰老人哼唱的童谣创作。如果细心，还能从歌曲中听到老人自在的笑声和几句喃喃自语。
平淡比矛盾多，安静比声讨多
在走近韦绍兰以前，郭柯对于“慰安妇”的认知只停留在文字层面，他带着提纲和脚本找到了老人家，希望从老人被强征为“慰安妇”开始，叙述她和儿子几十年来不幸的生活。
但是当他真正和这些老人接触、沟通、亲近起来，才发现这样一群人在“慰安妇”幸存者身份之外的样貌。
开始的时候，他们会为老人的遭遇落泪，但是到最后的时候，会被她的笑容和乐观态度所打动。也是因为韦绍兰的坚强、乐观，郭柯决定要以纪录片的形式去把其他的受害者都记录下来。
2014年，他开始了《二十二》的筹备，当时他在微信朋友圈上发了一条信息：“2014年5月，我一定会让《二十二》按我要求的配置组建好并准时开机，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够阻止我！”
但是拍摄资金成为最大的阻碍，以至于他的母亲想要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支持他的拍摄。最后，演员张歆艺借了100万元给郭柯，当时两人并不熟悉，只是有过一面之缘。
张歆艺在演艺圈多年，知道什么样的电影挣钱，什么样的电影会颗粒无收，但是她仍旧愿意投资。对此，她说的非常简单，“我觉得他做这件事是正确的，我支持一个人去做正确的事情”。
在首映现场，《二十二》的志愿者、郭柯的中学老师龙庆第一次见到张歆艺，忍不住抱着张歆艺哭了起来。她知道这部片子有多难，也知道张歆艺的雪中送炭有多么重要。
当在影片的最后开始播放字幕的时候，观众们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起身离席，为纪录片制作发行费用众筹的30000多名参与者的名字被郑重地展示了出来，整整有十多分钟，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。
从拍摄、制作到上映，一路坎坷，这是一部靠摄制组和大家的坚持而成就的纪录片。摄制组、导演、宣传发行团队每天在微博、微信朋友圈表达他们的感谢，感谢支持的影院、买票的观众、帮忙宣传的明星以及报道的媒体。他们担心电影没人看、更担心影院不愿意播放。但是在这样的焦虑中，郭柯仍旧一再表示，所有票房将全部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中心管理，用于那些老人未来的生活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。他不会靠这个项目赚一分钱。
在大家支持和不支持的声音中，制作组走过黑龙江、山西、湖北、广西、海南5省、29个地区，记录下当时已知的22位中国“慰安妇”幸存者。
在拍摄《三十二》的时候，郭柯就决定，不贩卖苦痛。因此，韦绍兰上坟时痛哭的片段最终没有被剪到片中。《二十二》亦是如此，平淡比矛盾多，安静比声讨多。
面对无聊、平淡、不会拍摄的种种指责，郭柯也总是用平静的声音和心态回应一切，“我就是要放她们一马，就是要温和地对待她们”。
走不出这段历史的，是我们自己
在山西拍摄1928年出生的李爱连老人时，摄制组也曾记录下老人回忆当年遭遇的情景。
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中，老人确认门关好了才开始跟龙庆讲述在慰安所饿了三天三夜，用日本人扔过来的大葱充饥，吃坏了胃，在哭泣中回忆凌辱她的日本人……
李爱连说，有很多记者来了四五回，她都没有说过真话，她原想将这些遭遇带进棺材里的。李爱连难得的讲述显得更加珍贵，但是这些内容最终都没有出现在影片中。
镜头下的李爱连做饭、养猫、看电视，镜头外的老人给摄制组炸馒头片，关心他们的饮食、休息。李爱连的儿媳妇说，“我婆婆其实挺幸福的”。
毛银梅老人记得她年幼时在韩国与家人走失，被日本人骗到中国的经历，但是提起在慰安所的日子，老人揪着自己的衣服说：“不讲了、不讲了，不想提起以前的事了。”
如今毛银梅只能记起几个简单的韩语词，从慰安所逃出来以后，她改了名字——“毛”是因为喜欢毛主席，“银梅”是因为已经过世的丈夫喜欢白色的梅花。偶尔她也会唱起朝鲜族民谣《阿里郎》《桔梗谣》，悠扬的歌声，让人动容。
因为没有生育能力，现在她和养女生活在一起。在被韩国相关团体关注之前，她从未对家人提起过自己的身份与遭遇。
1922年出生的毛银梅，捏起自己纤细胳膊上的一层皮念叨，“活得太久了，是个废人了”。随后和养女在温暖的阳光下笑了起来。2017年1月18日，将院子里的栀子花香送给摄制组每个成员的毛银梅老人也过世了。
“谢谢你们。”
——毛银梅（湖北幸存老人）
为了不打扰老人们的生活，郭柯常常把摄像机架在十几米之外，静静地关注老人的生活，看她们吃饭、晒太阳、听收音机、干家务或者与邻里聊聊天。
“她如果是我奶奶，我能问你是怎么被强奸的吗？”郭柯不断地反思自己也反问他人，“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了，首先得尊重她。”
郭柯说，也许“走不出这段历史的，不是这些老人，而是我们自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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